州级政府和地方组织成为主力，美国的气候行动仍未停歇
文 |《财经》研究员 马铭泽
编辑 | 黄凯茜
美国缺席，加州到场。
这一幕正在第30届气候大会（COP30）期间上演。2025年1月，特朗普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首日，便再次启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COP30召开前一周，美国政府即宣布将不会派遣任何联邦代表团参会。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30年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缺席。
但来自美国的气候行动者依然在场。2025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率领100余名美国地方官员组成代表团来到COP30的举办地巴西贝伦。以地方政府的身份共同向国际社会重申：尽管联邦政府选择退场，美国国内依然有一支坚定的力量愿意继续推进气候行动。
纽森在11月12日的COP30主席团发布会上说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尊重并钦佩中国在供应链和制造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认为，美国总统最大的失职之一，就是他完全不理解中国当今对气候大会的热情。而如今在COP30上，特朗普政府完全缺席，更凸显了这一点。”
COP30期间，纽森也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美国政府从清洁能源竞争中撤退的批评：“我们正在拱手让出廉价能源、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制造业。如果不能意识到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机遇，我们就会在经济上被彻底击败。”
参加COP30新闻发布会的美国地方官员。摄影/马铭泽
来到贝伦的“逆行者”
虽然联邦代表团未出席，美国仍是COP30现场“房间里的大象”。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密集的政策变动，正干扰着全球各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协议和谈判的走向。无论是退出《巴黎协定》、削弱联邦环保法规，还是在国际场合淡化气候科学的重要性，特朗普的存在使得美国在气候议题上倒向保守与退缩。
11月12日，专注于加利福尼亚州（下称“加州”）气候行动的公益组织“气候中心”（The Climate Center）在COP30现场举办新闻发布会。谈及特朗普的气候政策时，气候中心的首席运营官Berry Vesser表示，“我想承认美国没有完全承担起自身责任，给我们的全球邻居，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兄弟姐妹，造成了真实而深刻的伤害。”
但仍然有人在行动，未来也仍有希望。
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称，如果美国各州与地方政府、私营部门以及社区加大行动，并在未来联邦政府重新发力，预计到2035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可比2005年水平下降约54 %至62 %。
加州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官员Linda Hopkins曾经担任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主席，她在COP30会场告诉《财经》，“在推进气候行动的过程中，民间的参与至关重要，中美两国的组织或地区可以考虑两两达成联盟，共享技术经验，一起推进能源转型、生态保护相关事项。无论在哪个国家，民众都感受得到气候变化，也在乎气候变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Linda Hopkins声音洪亮，语速极快，发言常常引起场下观众的长时间鼓掌——这在COP30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现场并不常见，特别是谈及美国时。她向观众悉数汇报加州各组织的气候行动：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推动通过全美首个“零氮氧化物热水器与暖炉”法规，要求居民在设备淘汰换新时全面改用电力系统，从源头减少化石燃料排放，以改善空气质量和公共健康。
她还正在推动加州一项地热项目，该项目聚焦增强型地热系统，能够做到全年稳定供电、低耗水、可再生，且在加州大部分地区具有部署潜力。她所在的“北海岸资源合作组织”在森林恢复、流域治理、野火风险降低以及清洁饮用水供应方面也建立了全州领先的治理模式。
“现在作为一个美国人出现在国际会议上，确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联邦政府在COP30的缺席令人震惊，因此我非常自豪能和那些愿意坚持正义、努力奋斗的美国人一起站在这里。”Linda Hopkins说完又收获雷动的掌声。
加州索诺玛县官员Linda Hopkins在COP30的新闻发布会上。摄影/马铭泽
民间组织“民选官员保护美国”（EOPA，Elected Officials To Protect America）联合创始人兼总裁Alex Cornell du Houx 致力于推动全美地方官员采取实际的气候行动。他在发布会上也传递了积极信息：“美国有约70%的县在最近的选举中，展现了对气候政策更积极的支持，而这些地区经济状况也较好。我们正在看到美国公众与地方和州级政府站到一起，确保气候行动在继续。”
EOPA正在推动多个清洁能源与自然解决方案项目，包括与地方政府教育协会（ICLEI）合作，为50个社区争取气候创新基金（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Fund），用于支持当地的气候转型计划。该组织还推动了多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清洁能源项目，例如夏威夷的虚拟电厂计划、蓝湖印第安部落的微电网项目，以及在缅因州的美国首个漂浮式海上风电。
Alex Cornell du Houx强调，要在气候治理中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多层级、跨部门的集体行动，真正的成果来自基层动员、地方政府参与、州政府强力领导三方同向发力。同时，他特别提出，要推动清洁能源部署，必须改革当前的许可流程，砍掉“绿色繁文缛节”（green tape），不能让先进地热等低排放项目与炼油厂共用同一套审批标准。
COP30的美国气候行动角，因为所处位置较偏，参会者需要寻找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摄影/马铭泽
加州押注清洁能源
作为加州参议员兼州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Josh Becke在前述气候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参会者们讲述加州政府对于能源政策的考量，他表示，价格可负担性是第一位的，“如果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清洁能源转型，并让转型真正对他们有用，就必须确保电力价格保持可负担。”
他还提到，加州必须应对特朗普政府取消州级豁免的做法，这一豁免原本赋予加州自行制定更严格排放标准的权力。如果加州不能自行制定排放标准，那么关于清洁空气和电动汽车的一系列行动将会大幅度打折扣。“尽管如此，加州已经准备了一些明年可以实施的新方案，以绕开这一障碍，确保气候行动能够持续向前推进。”他在发布会上说。
民主党长期将环保与气候政策作为关键的政治主张。据2025年最新统计，加州民主党选民比例高达45.3%，在这一选民结构的支持下，民主党执政的加州政府具有推进严格的环保和减排政策的政治基础。此外，加州频繁遭遇野火、干旱等极端气候带来的现实挑战，由此形成了一个由科技产业、环保团体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气候政治联盟，实施更积极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
在此背景下，加州清洁能源建设的规模与速度在全美处于前列。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CEC）数据，2024年全加州清洁能源发电量已经达到整体电力消费结构的62%；太阳能发电量已经达到全美第一，太阳能和风电的电量占比分别达到约21%和12%。
在储能领域，加州近几年的发展也走在世界前列。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CAISO）的专项报告显示，其区内电池储能容量从2020年的约500兆瓦，在四年内增长到约15040兆瓦。储能的迅速扩张，使其在晚间时段能够大规模依靠白天存储的太阳能供电，减少对燃气机组和应急机组的依赖，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系统中的可消纳比例。
加州能在美国率先形成高比例清洁能源电力结构，即是长期坚持执行气候政策的成果。
早在2006年，加州通过《全球变暖解决法案》（AB32），成为全美第一部气候相关法律。该法案为全州设定了强制性减排目标，要求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回1990年水平，并授权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为各行业建立综合减排机制。该目标已经在2016年达成。同年，参议院将目标进一步升级为到2030年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40%。
在电力领域，2002年起加州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写入参议院法案，规定电力公司必须按照州政府的进度表，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后来这一标准被多次提高，到2018年通过的新法律明确了两个关键目标：2030 年可再生电力占比至少60%，并在2045年前实现100%由可再生能源供电。同年，州长签署行政令，提出全州最迟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并在此后实现并维持净负排放。
这一系列法律与行政命令叠加，加州维持了清晰而稳定的长期减排和清洁能源发展路径。
在政策工具层面，加州的碳市场同样为清洁能源提供了稳定的价格信号。依据《全球变暖解决法案》建立的“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碳市场体系覆盖了全州约85%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2025年，加州州长纽森推动新立法，将这一机制延长至2045年，并将其变更为“总量制控与投资”（cap-and-invest），新机制的重心从单纯的排放约束，转为州政府利用碳市场取得的收入，投资于各类气候相关项目。这一信号将促使投资者对未来二三十年的政策环境形成稳定预期。
责编 | 杨明慧
封图来源｜马铭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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