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国正处于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在尼克松访华后开启了破冰之旅，国内政治局势却暗流涌动。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围绕外交路线的内部斗争悄然上演，其核心人物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江青指责周恩来在与美国的会谈中“丧权辱国”，这一事件不仅是一次个人攻击，更是当时党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外交战略上激烈交锋的缩影，深刻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生态。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隔绝状态开始解冻。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和执行者，以其卓越的外交智慧和务实风格，主导了《上海公报》的签署，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外交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在国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秉持极左思潮，将任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都视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中美关系的缓和，在他们看来，是对革命路线的背离。这种认知差异，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7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上，江青多次发难，矛头直指周恩来。她指责周恩来在主持中美会谈时，对美国“让步过多”、“妥协过度”，是“丧权辱国”的行为。她尤其抓住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细节，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试图将周恩来的务实外交政策描绘成政治上的重大错误。江青的指控并非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客观分析，而是服务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旨在削弱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力，为自己攫取更多权力铺路。
面对无端指责，周恩来展现了政治家的定力和胸怀。他的外交哲学核心是务实与国家利益至上。在冷战格局下，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打破外交孤立、为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环境的重大决策。周恩来深知，外交谈判是相互妥协的艺术，以一些非原则性的让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和长远利益，是明智之举。他主持的中美会谈，严格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原则毫不动摇。所谓“丧权辱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污蔑。
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对此事的态度至关重要。一方面，他亲自批准并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对周恩来的工作是知晓和认可的。另一方面，出于平衡党内不同派系、防止“修正主义”和警惕“右倾回潮”的复杂考虑，他有时对极左派的批评并未进行坚决的制止。这种微妙的态度，使得江青等人的攻击在一定时期内得以持续，给周恩来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国家的外交工作面临不必要的内部干扰。
江青的进谗言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它加剧了党内高层的分裂和不和，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斗争恶劣风气的典型体现。在外交工作上，这种无端的内耗和指责，束缚了外交人员的手脚，使得他们在执行中央战略时不得不更加谨慎，生怕被扣上政治帽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工作的效率和创造性。这一事件也表明，极左思潮对国家正常外交政策的干扰和破坏力不容小觑。
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四人帮”倒台后，其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周恩来在1970年代初期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和历史的充分肯定。回顾这一事件，其教训深刻：国家外交决策必须基于理性、专业的判断和国家根本利益，绝不能受制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党内派系斗争。它警示后人，必须维护党内团结和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野心家利用谗言和诬陷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
问：江青为何要攻击周恩来？
答：主要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旨在打击务实派力量，攫取个人权力，并推行其极左外交理念。
问：周恩来的对美谈判真的“丧权辱国”吗？
答：绝非如此。谈判坚守了核心原则，取得了打破外交孤立、联美抗苏的战略主动，维护了国家长远利益。
问：毛泽东当时是什么态度？
答：态度复杂。他肯定中美战略，但为平衡政治力量，未彻底制止江青的攻击，使周恩来承受压力。
问：这一事件造成了什么后果？
答：加剧党内斗争，干扰正常外交工作，是“文革”时期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
问：我们应如何评价周恩来在此事件中的表现？
答：他展现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持真理的政治家品格，其外交贡献经得起历史检验。
问：这一事件有何历史教训？
答：外交须理性务实，警惕意识形态极端化；必须杜绝党内谗言诬陷，维护健康政治生态。
1973年的这场风波，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其揭示的道理依然发人深省。它告诉我们，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何等重要；在内部政治生活中，维护团结、反对诬陷又是何等关键。周恩来的名字，因其在外交领域的丰功伟绩和在此事件中展现的崇高风范，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与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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