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5年临近尾声，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启动的关键之年即将到来。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风险因素不断累积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在迷雾中探索前行。此时，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描绘的清晰发展路径，结合其自身的综合优势与明确的政策取向，正成为动荡变局中的重要稳定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指出，“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稳定器”的角色，为国际市场注入持续的信心与动能。他特别提到，新规划建议中关于“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判断，显示出比“十四五”时期更为严峻的风险挑战认知。尽管如此，中国正通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各类不确定性。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达了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坚定看好。他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实现科技领域的自主突破前景广阔，对此深信不疑。
以“安全”为基石的未来布局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相互叠加，全球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安全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刘尚希分析称，“安全”已成为一切战略谋划的出发点，这一转变推高了全球风险成本。对中国而言，机遇往往蕴藏于风险之中，关键在于通过有效风险管理来把握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指出，全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且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全面贸易战得以避免，但全球开放程度已受到损害，这一态势可能持续。他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展现的韧性得益于政策改善、金融环境宽松、私营部门适应力增强及关税实际影响低于预期等因素，但这种韧性尚未经过全面考验。
米尔斯在近期一场经济论坛上警告，关税政策的滞后效应、美国企业利润空间受压、以及宽松金融环境所掩盖的经济疲软等潜在风险，可能导致市场情绪突变，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尤其体现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机会差异上。米尔斯举例说，当前美国年轻人收入超过父辈的概率已从过去的60%下降至50%，而他们父辈在30岁时实现这一目标的概率高达90%。这种变化背后是人口结构、技术革命、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作用。他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应更加努力，在快速演变的多极化世界中为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在此复杂环境下，“十五五”规划建议所传递的信号至关重要。刘尚希强调，五年规划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工具，其重要功能之一是引导社会预期、构建发展确定性。这份文件向世界清晰传达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政策重点和改革路径，帮助各国、企业乃至个人在不确定中寻找答案与机遇。
在目标任务层面，“十五五”规划聚焦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刘尚希表示，理解“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需统筹好质量提升与速度增长的关系，当前发展速度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支持。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释放明确信号，明年将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宏观政策，确保经济平稳开局。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十五五”规划建议受到广泛关注。德国《商报》评价其将开启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各国都希望从中国的确定性中探寻自身的发展机会。
中国经济“稳定锚”地位的坚实基础
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经济“稳定锚”，源于其难以复制的综合优势与深厚底气。
“尽管面临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依然展现出非凡的韧性。”马歇尔·米尔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已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5%，2026年预期上调0.3个百分点至4.5%。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强劲的出口表现和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这一稳健前景为应对国内重大挑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刘尚希指出，中国经济基础稳固、优势多元、韧性强大、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力资源优势日益凸显。其中，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规模效应，成为抵御风险、把握机遇的关键支撑，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发展空间，助其在参与全球竞争前积累技术、资本与经验。
中国的产业集群优势尤为突出。邢自强强调，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形成的产业链集群优势独一无二，在数十公里范围内即可快速配齐零部件与专业人才，构建起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经济体难以替代的。
同时，中国持续释放的人才红利也备受瞩目。在中美科技竞争前沿，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每年培养的AI人才占全球半数，超过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构成了巨大的人才储备，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实保障。
展望2026年“十五五”开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明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四大企稳回升的机遇：新的五年规划展开布局、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型、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以及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改善。
王一鸣此前分析称，“十五五”建设的启动将为经济增长开拓新空间。例如，未来五年，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将创造约十万亿元的市场空间；加快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将催生多个万亿级甚至更大规模的新市场。
在国际竞争层面，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将逐步显现。王一鸣表示，过去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力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十四五”以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丰富人才资源、数字经济与新能源等优势加速集成，形成了难以替代的综合竞争优势。
宏观政策的积极发力将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支撑。王一鸣分析，随着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地方财政压力有望缓解，从而提升地方政府支出能力与积极性。货币政策也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空间。这些都将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同时，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的改善也为经济企稳奠定了基础，核心CPI的缓慢回升、股市稳健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刘尚希认为，其中“显著”、“大幅”、“新突破”等措辞，体现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将全面提速。
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实现“关键跃升”
提振消费是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的焦点议题。多位专家共识认为，破解消费与民生领域的低物价循环、释放内需潜力，仍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消费率并非短期刺激之举，而是关乎经济结构转型与民生改善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收入基础、政策协同、供需匹配等多方面协同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消费需求不足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受收入分配影响，因此收入增长与分配改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蔡昉表示，当前中国消费率与中等偏上及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人均GDP的追赶过程必然伴随消费率的追赶，“因此，显著提高消费率对我们而言是实现跨越的关键一步。”
收入增长与分配改善是激活消费的核心。蔡昉认为，实现消费率的跃升，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后者有助于前者。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蔡昉通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占比等指标分析了现状。他认为，当前需要打通城镇结构性就业矛盾这一堵点。技术变革与产业调整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替代了部分旧岗位。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未来就业状况取决于岗位创造与消失之间的平衡。人工智能可能替代初级技能岗位、扩大技能鸿沟，加剧青年及大龄劳动者的就业脆弱性。
在提高就业质量、增加收入、改善分配方面，蔡昉建议应从教育入手，整合资源推进教育均等化。政策层面应着力消除就业年龄歧视与技能缺口，构建教育与培训一体化的终身学习体系，通过培训缩小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差距。此外，应进一步发挥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
破解需求不足还需统筹“快变量”与“慢变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需求不足具有复杂性、市场“失灵”、快变量带动慢变量及危害性大四个特征，需特别关注其“自我强化”的传导链条——即个体收入下降减少支出，企业盈利下滑缩减投资，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张斌强调，打破这一循环的关键在于优先发力投资、信贷等“快变量”，采取果断措施阻断传导链条。若仅聚焦消费等“慢变量”，可能事倍功半。政策决策需把握优先级，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方能取得突破。
邢自强则关注民生保障与市场稳定的具体环节：打破低物价循环需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均等化上发力，通过提高对农民和农民工的补贴释放消费潜力；同时通过收储库存、稳定市场主体、提供按揭补贴等方式，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为消费复苏注入信心。
政策层面，“投资于人”的导向已初步显现。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注意到，近年来财政支出中用于居民教育、健康、就业、养老等领域的比例稳步上升，这一趋势未来将持续强化，相关投入将不断转化为消费动力。“可以预见，‘投资于人’将在未来得到更大力度的践行。”
此外，他还建议通过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种粮补贴，切实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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