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财富史迎来新里程碑,埃隆·马斯克以7490亿美元净资产,成为首位突破7000亿美元大关的个人。这一数字不仅改写了全球富豪榜的纪录,更将其与第二名拉里·佩奇的财富差距拉大到近5000亿美元,规模堪比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年度经济总量。
此番财富的惊人飞跃,直接源于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的一项关键判决——此前被搁置的、价值约139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期权得以恢复。
就在本周早些时候,马斯克才刚刚成为史上第一位净资产超过6000亿美元的富豪。推动这一连串突破的,还包括其太空探索公司SpaceX可能启动上市进程的消息。据悉,SpaceX正筹划内部股份交易,公司估值有望达到8000亿美元,或将登顶全球未上市企业估值榜首,其后续的公开募股规模也可能创造历史。短短不到六年,SpaceX的估值已从2020年初的360亿美元增长了超过22倍。此外,特斯拉股东在2025年11月通过了一项总额达1万亿美元的新薪酬方案,成为企业史上最大规模的激励计划。
马斯克财富的急剧膨胀,或许是当代科技资本发展逻辑走向极致的一个缩影。
对比历史,从洛克菲勒到贝索斯,财富积累从未如此迅猛
要理解马斯克财富增长的“非常规”速度,有必要将其放入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审视。二十世纪初,约翰·D·洛克菲勒通过标准石油公司一度控制了美国九成以上的炼油能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显示,若按其财富占当时美国GDP的比例折算,洛克菲勒在巅峰时期的身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0亿美元。然而,这笔财富是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产业扩张与市场垄断才逐步累积起来的。
到了二十世纪末,比尔·盖茨借助微软Windows系统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于1999年成为首位个人财富突破千亿美元的富豪。但当时的财富增长仍然受到实体产品销售周期、硬件制造成本以及资本市场对科技股估值相对保守等因素的制约。即使在互联网泡沫的顶峰,盖茨的财富也未曾超过1500亿美元。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后期,杰夫·贝索斯依靠亚马逊电商与云计算业务的共同驱动,在2018年成为了首位净资产超过1500亿美元的现代富豪。即便如此,他从1000亿美元增长到1500亿美元也用了近五年时间。而马斯克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从6000亿美元到7490亿美元的跨越——单日增加的13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贝索斯整个职业生涯的财富增长总量。
这种规模与速度上的巨大差异,或许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当今顶级富豪的财富,不再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利润分红或薪资收入,而是高度依赖于其所掌控企业的股权估值,尤其是尚未变现的资本利得。这种“账面财富”的膨胀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现金流增长模式。
马斯克的财富究竟从何而来?
此次财富跃升最直接的催化剂,是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使其2018年与特斯拉签署的薪酬方案重新生效。该方案原本授予马斯克约1.7亿股特斯拉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极低,并与公司市值、营收、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等十项严格的业绩指标挂钩。2022年,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曾以“程序不公”和“损害股东利益”为由宣布该方案无效。然而,2025年最高法院的逆转判决,不仅让马斯克合法获得了这批期权,更因为期间特斯拉股价的大幅上涨,使得期权价值从原计划的约560亿美元暴增至1390亿美元。
这一事件是现代企业治理中“法律、股权与估值”三者联动形成财富放大效应的典型体现。马斯克并未付出新的劳动或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仅仅凭借一项司法判决,就激活了早已埋设在公司制度中的财富杠杆。这种“制度性套利”的能力,是前数字时代的富豪们难以企及的。
当然,马斯克的财富版图并非单一。除了特斯拉,SpaceX的估值已接近8000亿美元,较2020年的360亿美元增长了超过22倍。如果SpaceX最终成功上市,其持股价值可能再增加数千亿美元。此外,Neuralink、The Boring Company以及xAI等项目虽然尚未上市,但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热潮下,也被市场赋予了极高的增长预期。
“多赛道布局与高估值反馈”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财富复利循环:特斯拉股价上涨提升了马斯克的信用与融资能力,进而推动SpaceX获得更高的估值;整体财富的膨胀又加强了市场对其宏大愿景的信心,反过来继续助推特斯拉与SpaceX的市值增长。在资本极为充裕、市场风险偏好高涨的当下,这种正向循环机制被极大地放大了。
2024年11月,特斯拉股东批准了那份价值1万亿美元的天价薪酬计划——这是商业史上规模空前的企业激励方案。投资者愿意接受它,并非因为马斯克过去创造了多少利润,而是因为他所描绘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持续能源与星际殖民”融合的宏大未来图景。在低利率时代尾声与人工智能革命开启的交汇点,资本市场极度渴望一个关于“确定性增长”的宏大叙事,而马斯克恰好提供了最具戏剧性和吸引力的技术乌托邦脚本。
正如一位华尔街分析师的评论:“我们不仅仅是在为特斯拉这家公司定价,更是在为‘未来世界的操作系统’定价。”这种定价逻辑,使得马斯克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跳脱了传统经济周期的约束。
为何当今科技巨头的财富积累速度史无前例?
与工业时代的线性增长模式不同,数字平台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用户规模越大,平台价值往往呈指数级上升。特斯拉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制造商,它同时是能源网络、自动驾驶数据平台以及人工智能训练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一旦形成生态闭环,其边际成本将趋近于零,而边际收益却能持续增加。这种经济结构天然有利于财富向生态顶端的控制者集中。
过去,企业创始人往往需要等待公司多年盈利后,才能通过分红或出售股权实现财富变现。如今,风险投资、活跃的二级市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合并、内部股份回购等多种金融工具,使得即便是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也能较快地转化为可交易资产。SpaceX虽然尚未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但通过定期的内部股份出售,马斯克已经能够部分兑现其账面财富。这种“准流动性”极大地缩短了财富积累所需的时间。
后疫情时代,全球主要央行释放的巨额流动性大量流入了科技板块。叠加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范式转换预期,投资者愿意为“下一个万亿美元级平台”支付极高的估值溢价。马斯克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个时间窗口,将个人品牌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太空探索等最前沿的科技领域深度绑定,从而获得了远超同行的资本追捧。
支持者认为,马斯克的财富是其推动技术革新的结果:特斯拉加速了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SpaceX显著降低了太空发射的成本,xAI则可能引领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财富是对其“改变世界”能力的一种市场化的定价。
但问题在于,这种定价机制是否完全合理?当财富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司法判决、市场情绪和估值泡沫,而非直接的生产力提升或实际价值创造时,其稳固性与可持续性难免令人质疑。一旦人工智能的叙事热度减退、特斯拉的销售增速放缓或是SpaceX出现重大发射失利,马斯克的财富也可能随之迅速缩水。
马斯克成为7000亿美元富豪,标志着一个“超级个体财富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顶尖科技企业家的财富积累速度之所以能远远超过洛克菲勒、盖茨乃至贝索斯,是因为他们同时掌握了技术叙事能力、资本杠杆工具、法律策略运用以及与全球市场情绪共振的力量。
然而,这种建立在估值与预期之上的财富大厦,相较于传统实业巨头依靠漫长经营积累的财富,其根基是否同样坚实?唯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作 者 | 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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